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文化联系，近年已经得到不少学者的注意。他们列举了两地出土的陶盉、高柄豆、玉璋、玉戈、玉圭等器物在型制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认为这两种文化之间“应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使古籍传说中的夏与蜀有历史关系的记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印证。两地铜牌饰的发现，又为研究这两个重要考古文化和两大民族集团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具体的佐证。
目前所知，这种长十多厘米盾牌状的铜牌饰，只出现在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两处。它们分别处于各自文化的中心区之内，因此两者的关系就具有了更加特殊的意义，表明两地文化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不管是“因国破人亡时的四散逃窜的传播”，还是“因夏国力强盛，文化影响力四射的传播”，二里头文化的这种特有器物确实传到了大西南四川盆地腹心地带的三星堆文化中心遗址之中。
二里头和三星堆出土的铜牌饰，都没有生产和生活方面具体功能，显然不是实用器。它是一种精致珍贵的兽面神像，是神圣的信仰、礼仪或宗教专用物品。它运用了代表当时最高工艺水平的青铜器铸造和绿松石镶嵌技术，以刚刚成熟的威严的兽面纹(婆餮纹)作为主题图案，被绑扎悬挂在胸前衣襟处的显要住置上，它可能是一种神灵的标志，一个崇拜的对象，它被作为护身的宝物，放置在人体胸前最显著的位置上，用以表述某种特殊的信仰和崇拜观念。
铜牌饰的这种性质和作用，到三星堆文化阶段也是同样存在的把这种代表某人群特有观念的器物流传过来，说明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特殊的内在文化联系。从三星堆铜牌饰器形趋向图案化、简略化的情况看，这种观念后来又逐渐趋干淡化，最终彻底消失了。
三星堆钢牌饰出现的时代，大约在二里头文化晚期到二里岗下层文化阶段，即相当于夏代晚期到商代前期。
由于这是一种存在时间短、文化特色强的标型器物，使用时间不会晚于商代前期，因此它又成为三星堆文化出现有铜器的重要标志，从而把巴蜀地区青铜器的起源时间追溯到了夏末商初。与铜牌饰共出的玉石器，也均具有较早的时代特征，表明三星堆青铜文化是夏商之际在夏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
(摘编自赵殿增《三星堆与二里头铜牌饰研究》)
材料二
记者：从二里头到三星堆，我们能否印证一些中华文明的发展特点?
王巍：当然，中华文明的发展特征是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距今约50000年这个时期，包括成都平原地区在内，各地都有迈向文明的进程。到了夏商时期，这种文明的交流互鉴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格局开始形成。一个重要的表现是青铜器及其制作技术向周围的传播;另一个便是玉石礼仪用具所代表的礼仪制度向周围的传播。随着中原王朝势力力量的增强，其对周围广大地区的影响成为交流的主要形式。当然，交流是相互的，我们可以看到甲骨文当中，有“商王伐蜀”的记载，跟蜀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雷雨：三星堆这次的考古新发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征。1986年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发现之前，三星堆文化的陶器极具地域特点，但大量青铜器、玉右器出土后我们看到来自周边的各种文化因素，有长江中游的、长江下游的、甘青地区的，占比最大的仍然是中原地区夏商文化，即便三星堆最具特色的神像和面具仍然可以在长江、黄河流城古文化中找到溯源。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与埃及文明、西亚及南亚文明有什么联系，三星堆文化在青铜人像、面具、神树等器类的独特性正是中华文化丰富性、多祥性以及兼收并蓄、海纳百川
特质的最好表达。
赵海涛：至少从3600多年前，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与长江流域的古蜀文明交流、互动，直到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归入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说明，至少从二里头时期开始，中原地区和成都平原地区就有着比较多的交流，这种交流改变了成都平原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文化发展的模式和内涵，开启了成都平原地区随着中原地区文化发展进程而变迁的新阶段。
雷雨：在今年新发现的文物中，一件“青铜顶尊人坐像”是比较典型的，尊是中原的典型礼器，古蜀人把它加以改制，目前看到尊的附件至少有两条龙形饰，这是前所未见的，最特别的是在尊底部有一个跪坐人像，这件器物我觉得是最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把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证明都是龙的传人。
(摘编自新华网记者《从二里头到三星堆——探秘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存在密切联系的观点，不仅有文献资料的依据，更有铜牌饰等考古发现的佐证，因此得到不少学者认同。
B.二里头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牌饰大小、形状基本相同，作用也相同，它们不是实用器具而是人们绑扎悬挂在胸前的护身宝物。
C.文化的交流互鉴并不对等，从里头到三星堆，不管是青铜器还是玉石礼仪用具，都体现田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向周围传播的特点。
D.三星堆文化的陶器、青铜人像、面具、神树等器类极具地域特点甚至县有域外色彩，最新发现的“青铜顶每人坐像” 就是典型代表。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中原地区文化对古蜀文化的影响，有人认为是夏朝国力强盛、文化影响力四射的结果，也有人认为是国破家亡时四散逃窜的结果。
B.三星堆铜牌饰从二里头文化流传过来，但器形变得图案化、简略化，表明它所代表的特有的信仰和崇拜观念不如二里头文化浓厚。
C.三星堆铜牌饰运用的青铜器铸造和绿松石镶嵌技术，代表了夏商时期最高工艺水平，这是中原和成都平原地区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
D.考古学家们普遍认为三星堆文化深受中原地区文化乃至长江中下游文化等影响，否定它与埃及文明、西亚及南亚文明之间具有联系。
3.下列说法中，不能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观点的一项是(3分)
A.三星堆博物馆中，矗立着一件青铜爬龙柱形器，柱顶有一龙，龙头、龙身、龙角、龙须、龙爪等一应俱全，各部分造型十分生动。
B.三星堆的巨大青铜树，成了远古神话最直观的“实物样本”，诊释了干载传唱的关于“扶桑树”“十日”和“太阳鸟”的美丽传说。
C.北纬30度、铸铜术、制作金箱术、神秘的贝壳、夸张的造型艺术，让众多考古爱好者满怀信心来一探究，却带者更大的谜团离去。
D.考古工作者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初步判定：三星堆4号坑年代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
4.材料一中说“两地铜牌饰的发现，又为研究这两个重要考古文化和两大民族集团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具体的佐证”，作者是从哪些方面论证这一观点的?请简要概括。(4分)
5.请根据材料二中三位专家的回答，总结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特征的具体内涵。(6分)
答
1. D(“青铜顶尊人坐像”是把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完美结合的典型代表，不是地域特色甚至异域既彩的典型代表）
2. D(原文并未否定它与埃及文明、西亚及南亚文明具有联系，只是说没有找到它们的联系。)
3. C (C项渲染使秘色彩，将三星堆文化的源头指向外来文明甚至外星文明，而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一份了）
4.铜牌饰发现地方的唯一性；铜牌饰的性质和作用的相同性；铜牌饰出现的时间的先后性。(1点2分，2点3分，3点4分)
5.多地起源，并存发展；丰富多样，交流互鉴；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兼收并蓄，百川归海。(每点2分，共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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