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
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梼杌》。梼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劝，不待贬而惩；然则，史之所惩劝者，独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忧愈大；忧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经，卒之论其效者，必曰“乱臣贼子惧”。由是知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
其义一，其体二，故曰史焉，曰经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虽然，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和资焉。
夫《易》《礼》《乐)《书》，言圣人之道与法详矣，然弗验之行事。仲尼惧后世以是为圣人之私言，故因讣告策书以修《春秋)，旌善而惩恶，此经之道也；犹惧后世以为己之臆断，故本《周礼》以为凡，此经之法也。至于事则举其略，词则务于简。吾故曰：经以道、法胜。史则不然，事既曲详，词亦夸耀，所谓褒贬，论赞之外无几。吾故日：史以事、词胜。
使后人不知史而观经，则所褒莫见其善状，所贬弗闻其恶实。吾故曰：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使后人不通经而专史，则称谓不知所法，惩劝不知所祖。吾故曰：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
经或从伪讣而书，或隐讳而不书，若此者从，皆适于教而已。吾故曰：经非一代之实录。史之一纪、一世家、一传，其间美恶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数，则其论赞数十百言之中，安能事为之褒贬，使天下之人动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万世之常法。
夫规矩准绳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则规无所效其圆，矩无所用其方，准无所施其平，绳无所措其直。史待经而正，不得史则经晦。吾故曰：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
噫!一规，一矩，一准，一绳，足以制万器。后之人其务希迁、固，实录可也!慎无若王通、陆长源辈，嚣嚣然冗且僭，则善矣。 (有修改)
6.下列对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卒之论其效 卒：最终 B.而用实相资焉 资：帮助
C.旌善而惩恶习 旌：表彰 D.故本《周礼》以为凡 凡：平凡
7.下列句中加点字，意义和用法完全相同的一项是(3分)
A.史何为而作乎 仲尼惧后世以是为圣人之私言
B.以其名知之 故因讣告策书以修《春秋》
C.然弗验之行事 后之人其务希迁、固
D.则其论赞数十百言之中 则规无所效其圆
8.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君子不待褒而劝 君子不用获得褒奖来进行劝诫
B.经或从伪讣而书 经书有的是依据虚假讣告写的
C.安能事为之褒贬 怎能对事事都进行褒贬
D.嚣嚣然冗且僭 扬扬自得冗长而且不知高低
9.下列对文意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作者认为孔子志向远大故而忧患深广，忧患深广故而著述伟大。
B.作者认为经书只是一代历史的实录，史书却是万古不变的常法。
C.作者认为《春秋》能够让天下人的一举一动有可以遵循的准则。
D.作者以规矩准绳与器的相互作用类比，表明经与史之间的关系。
10.将下面语句译为现代汉语。(2分)
史待经而正，不得史则经晦。
11.根据文意，概括“经”与“史”的异同。(6分)
答
6.（3分）D
7.（3分）D 连词，那么 （A因为；当作 B凭借；来 C代词；的）
8.（3分）A
9.（3分）B
10.（2分）史书需要依据经书来校正，没有史书经书就会晦涩难懂。
11.（6分）答案要点：每一点2分。
相同点：（1）目的一致：都是担忧小人，用褒贬进行劝惩。（2）写作原则一致：都用事实来充实，用文辞来彰显，用道理来贯通，用法度来约束。
不同点：文本体制不同：经书注重道理和法度，史书注重事实和文辞。
【附文言文参考译文】
历史为什么而作？因为写历史的人有忧患。忧患什么呢？忧患小人。凭借什么知道呢？从史书的名字就知道。楚国的史书叫《梼杌》，而梼杌就是四大恶人之一。君子不用等到褒奖就能够劝勉，不用等到贬斥就能够惩戒。既然这样，那么史书所惩戒和激励的，就只是针对小人罢了。孔子的志向远大，故而他的忧患也大；忧患越大，故而他的著述伟大。因此，他便凭借历史材料来修撰经书，最终评论他的著述功效的，必然会说“使乱臣贼子感到害怕”。由此可知，史书和经书都是由于担忧小人而写出来的，它们的用意是一致的。
它们的用意是一致的，但文本体制却不同，所以一个叫做“史”，一个叫做“经”。大概说来，写文章的手法有四种：用事实来充实它，用文辞来彰显它，用道理来贯通它，用法度来约束它。这就是经书、史书共同具有的东西。虽然这样，但经书的优长在于道理、法度，史书的优长在于事实、文辞；经书如果没有史书的襄助，就无法验证它的褒贬；史书如果没有经书的襄助，就无法斟酌它的轻重；经书不是一代历史的实录，史书不是万古不变的常法；尽管它们的体制不相沿袭，但在用途上确实是相互有帮助的。
《易》《礼》《乐》《诗》《书》这五本书，论述圣人的道理和法度已经很详尽了，但却没有用历史事实来验证。孔子害怕后世把这些书看成是圣人的个人言论，因此便凭借讣告、策书来撰写《春秋》，表彰善良而惩戒邪恶，这就是经书的道理；（虽然这样）还是害怕后世把《春秋》看成是自己的主观臆断，因此又依据《周礼》来发凡起例，这就是经书的法度。至于历史事件，就仅仅列举它的梗概；至于文辞，就务求简练。所以我说：经书的优长在于道理、法度。史书就不一样了，事情既曲折详尽，文辞也夸张炫耀，所谓褒和贬，除了文末的“论”和“赞”之外就没有什么评论了。所以我说：史书的优长在于事实、文辞。
假使后人不知道历史就去看经书，那经书所表彰的就看不出它有什么善事，所贬斥的就看不出它有什么恶行。所以我说：经书如果没有史书的襄助，就无法验证它的褒贬。假使后人不精通经书，就去专攻历史，那事物的称号就不知道根据的是什么，惩戒和劝勉也就不知道来源于什么。所以我说：史书如果没有经书的襄助，就无法斟酌它的轻重。
经书有的是依据虚假讣告而书写的，有的是由于隐瞒忌讳而不写的。像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都只能是适宜于教化罢了。所以我说：经书不是一代历史的实录。史书的一篇本纪、一篇世家、一篇列传，其中的美恶得失固然不是能够一一数清楚的，那么在它文末几百字的“论”“赞”中，又怎能对事事都进行褒贬，像《春秋》一样让天下人一举一动都有可遵循的准则呢？所以我说：史书不是万古不变的常法。
圆规、方尺、水平仪、墨线是用来制造器物的，器物要靠它们来校正。然而，没有器物圆规就无法发挥它量度圆的作用，方尺就无法使用它量度方的作用，水平仪就无法施展它量度平的作用，墨线就无法安排它量度直的作用。史书需要依据经书来校正，没有史书经书就会晦涩难懂。所以我说：尽管它们的体制不相沿袭，但在用途上确实是相互有帮助的。
唉！一把圆规、一把方尺、一个水平仪、一条墨线，就足以制造各种各样的器物。后人希望达到司马迁、班固的水准，只要做到实录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像王通、陆长源等人那样扬扬自得冗长而不知高低（模拟圣人的经书），那就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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