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位哲学家是如何推理的，往往比了解由此推出的结论更重要。这大概是因为不论何种观点或理论总有与之相对立的观点或理论存在，也或许是因为缺乏论证的思想终究是无效的。推论关系是一种逻辑关系，它可以以一种认识上透明的方式被一劳永逸地确立。它不会因推理链条的冗长复杂，或因年代的久远而使推论的有效性有丝毫的减损，即便推理存在着错误，也可以通过主体间性的公认方式被纠正。
有效性是逻辑推理力量的根本来源，逻辑的一切问题都与有效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诸如蕴涵、一致性与哲学、数学乃至日常思维联系密切的重要的逻辑性质与关系的定义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涉及有效性问题，对有效性的不同理解与处理从根本上塑造了逻辑的版图。
对逻辑研究对象和使用方法的考察，充分揭示出这门学科的科学特征。它是求真的科学，尽管它探求的不是实在的真知，但它探求负载知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逻辑不涉及具体的科学发现却涉及科学发现的程序和方法。逻辑并不是一种实用的知识，也不是论证和推理的结构的知识，而是识别和判断思想和思想的联系正确与否、有效与否的科学。 逻辑也没有一个实在的研究对象，其对象只是一种理性的存在，是只以心灵所赋予的存在方式而存在着。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 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从这种意义上说，逻辑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作为艺术，逻辑指导理性生产出定义、推理和证明的规则，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理论作品。作为科学，它又是一种有论证的、关于思想的正确性的知识。
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美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一个确立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
逻辑的一个总体特征是与哲学的密切联系。逻辑与哲学有着很强的互动，每当哲学观念出现变化，逻辑理论和实践也倾向于相应的变化；反过来，每当逻辑的方法和程序发生变化，也倾向于引起哲学探索方法和结论的变化。逻辑透过哲学而与科学、宗教、伦理和法律等理智活动联系起来。哲学中的概念分析、论证建构、假设和预设、内涵与外延等基本方法，都是逻辑杂货店中供哲学家所用的必备品。逻辑之于哲学犹如望远镜之于天文学家，犹如显微镜之于生物学家。
（摘编自朱建平《逻辑：一种文化和精神》）
材料二：
中华文化不仅有逻辑，而且蔚为大观。春秋战国时期，邓析、墨子等人深入探讨了与“辩”有关的诸多问题，形成了“名家”，邓析提出“刑名之辩”和“两可之说”；墨子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强调“辩”是一门专门的技术，指出“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 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荀子系统地建立了正名学说；韩非子提出了著名的“矛盾之说”。尤其是后期墨家，集先秦名辩之大成，完成了中国逻辑的标志性著作《墨经》，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的逻辑学体系。
中国逻辑注重概念分析，以表达最为基本的逻辑关系的“否定”为例，早在先秦典籍《诗经》中就有“不”“弗”“靡”“莫”等十余个，并且这只是单独表达的否定，还不算组合式的否定，这在其他语言中是极其罕见的，充分体现了汉语在否定表达方面的丰富和精微。这导致了中国逻辑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即重视名辩析辞，相关的学派也被称为“名家”。如邓析提出“刑名之辩”，墨子区分了名的种类。
中国逻辑强调概念的辩证转化，与西方逻辑强调概念确定性的静态分析不同，中国逻辑重视概念内涵的生成和变动发展、重视概念之间的关联性及其相互转化，重视对概念进行动态分析。这与中华文明的传统密切相关。在《易》中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阴阳五行”学说更是重视概念的相互生发和矛盾转化。
中国逻辑以名、辞、说、辩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最一般的抽象研究不同，是应用逻辑。另外，逻辑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层次，既有纯粹的推理理论研究，又包括对推理规则和方法的应用探索。《道德经》中的归纳与推类，《韩非子》等著作中的反证与归谬以及《黄帝内经》中的类比推理，都体现了对说辩方法应用的高度自觉意识，这与偶尔切合逻辑的不自觉应用有着明显的区别，彰显了中国逻辑的应用特质。
中国逻辑是道器结合的逻辑。西方逻辑的主要目的，其内是求真，其外是作为探求知识的工具，亚里士多德逻辑著述汇编时名之曰《工具论》。中国逻辑其内的目的是作为论辩的工具，是为了说理，与西方逻辑无显著差异，但其外部功用则相去甚远。中国逻辑对名辩重要性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他们将“名”的作用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认为社会的法律规范、纲纪礼仪、国运民祉，甚至是天道人和都依靠“名”。当子路问孔子“为政奚先”时，孔子明确指出“必也正名乎”，强调“正名”是治国理政的首要前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摘编自杜国平《中国逻辑的特质》）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逻辑的一切问题都涉及有效性问题，推论的有效性不因复杂的推理链条和时间的久远而减损。
B.逻辑与哲学联系密切，互动性强，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使对方的理论与实践产生相应的改变。
C.否定表达最基本的逻辑关系，汉语对“否定”丰富与精微的表达表明了中国逻辑注重概念分析。
D.西方逻辑强调静态分析概念确定性，而中国逻辑重视对概念动态分析，这与中华文明传统有关。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作为一种逻辑关系，推论关系可以被一劳永逸地确立，我们要关注推论过程，而不是结论。
B.作为科学，逻辑是关于思想正确性的知识，可以指导理性生产出定义、推理和证明的规则。
C.邓析提出刑名之辩、墨子区分名的种类，都是中国逻辑重视名辩析辞这一特色的具体表现。
D.中国逻辑强调名辩的重要性，与西方逻辑没有显著差异，都是论辩的工具，都是为了说理。
3.根据材料内容，下列各项中不能体现中国逻辑特质的一项是（3分）
A.《道德经》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相关表述。
B.《论语》中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C．荀子系统地论述了正名理论，提出了“约定俗成”等观点。
D．韩非子认为治国之道，正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
4.材料二画线语段在论证上有何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4 分）
5.材料一说逻辑不是“实用知识”，而材料二则认为中国逻辑是“应用逻辑”，二者观点是否矛盾？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 分）
答
1．B（B 项中“都会使对方的理论与实践产生相应的改变”说法有误，原文中“哲学观念出现变化，逻辑理论和实践也倾向于相应的变化”“逻辑的方法和程序发生变化，也倾向于引起哲学探索方法和结论的变化”）
2．C（A 项中“而不是结论”说法错误，原文为“了解一位哲学家是如何推理的，往往比了解由此推出的结论更重要”。B 项中“指导理性生产出定义、推理和证明等的规则”是逻辑作为艺术的功能。D 项“中国逻辑强调名辩的重要性”是与西方逻辑的不同之处）
3．B（A 项体现中国逻辑强调概念的辩证转化，C 项体现中国逻辑注重概念分析，D 项体现中国逻辑的道器结合，而 B 项表现孔子“仁”的思想）
4．（1）画线语段运用了对比论证、举例论证和引用论证的方法。指出中西逻辑内部功用基本类似，但外部功用不同，并列举了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的事例，引用了孔子语句，分析了中国逻辑对名辩重要性的重视。使认证更真实、科学、直观，更具说服力。（2）语段首先提出观点，然后进行对比分析、举例论证等，使论证结构严密，论证有力。（本题 4 分，每点2 分，意思对即可，其他合理答案亦可酌情给分）
5．（１）二者观点不矛盾。（２）分析角度不同，材料一是从逻辑的科学特征来分析的，逻辑探求的不是实在的真知，不涉及具体的科学发现，关注科学发现的程序和方法；材料二是从名、辞、说、辩等来强调中国逻辑的特质。（３）研究对象不同，材料一是从研究内容是否具体为标准，逻辑研究对象只是一种理性的存在，是只以心灵所赋予的存在方式而存在着。而材料二从中国逻辑具体的体现入手，分析中国逻辑对推理规则和方法应用探索、对说辩方法应用的高度自觉意识，体现出了实用的特质。（本题６分，答出观点“矛盾”或“不矛盾”，２分。具体分析，每点２分，意思对即可，其他合理答案亦可酌情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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