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魏晋，由于门阀士族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作为这个阶层代表的士族文人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而作为其主体意识表现的个性精神和行为也就不断膨胀。“狂放”作为其主体意识和个性精神的表现得到社会高度认同，成为一种时尚的社会风气。其中竹林名士又具有代表性。不过，与历史上狂放活动的文化内涵不同，竹林名士的狂则完全是脱离功利约束的自由之狂。他们在对现实失望和抛弃社会责任感以后，便以狂放的行为来表现他们对环境的否定和自我的解脱。“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宇屋宜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祥中？’”（《世说新语·任诞》）礼教要求人们循规蹈矩，温文而雅，刘伶却非按相反的标准来塑造自己。因为那些被汉儒奉为至圣的礼教，在魏晋文人眼里不过是一堆粪土和“尘垢囊”。因为魏晋的统治者往往借维护礼教之名来屠杀异己，孔融和嵇康均以违反礼教的罪名获罪致死。其余的文人既不愿掉脑袋，也不肯违心地趋从统治者及其所维护的礼教。这成为魏晋文人精神上极度痛苦的根源，但人们承受痛苦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为了不超出痛苦的极限，他们便以饮酒来麻醉自己。他们愈是痛苦就愈是以酒浇愁，从而愈能显示出个性。政治上的绝望，把刘伶带入醉的境界；而酒精的刺激，又使他把自己視为世界的异己，使他“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他那篇传世名文《酒德颂》，更是集中表现了他的做岸绝俗的个性精神。
另一位付林名士阮籍，其狂放和醉态也近于刘伶，而其个性的杜会批判意义则更加突出。《礼记·曲礼》规定叔嫂不能通问，他却偏偏和嫂子聊天儿，并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按常礼，母丧不食荤，可他在母丧期间却啖酒肉，神色自若。礼教规定男女授受不亲阮籍却总和邻妇饮酒，并醉卧其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当王恭问王忱：“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忱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就连司马昭也承认：“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如果留心，可以发现这些文人的个性表现在反礼教的同时很注意不因之致祸。可以设想这种“至慎”，需要多少酒精的麻醉，是以多少痛苦为代价所作出的忍耐，这对他们的个性，又是何等严酷的戕害！宗白华先生说：“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发掘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奷雄假借礼教以維持权位的恶势力。……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
（摘编自宁稼雨《说说竹林名士的“狂放”风气》）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与魏晋文人的狂放不同魏晋之前的“狂士”以狂态为进谏的手段来达到与势统沟通的目的。
B．竹林名士的狂是个性精神的体现，是脱离功利约束的自由之狂，是对环境的否定和自我的解脱
C．阮籍的狂放行为更具有反礼教的社会批判意义，因此他的内心极度痛苦，“须酒浇之”
D．魏晋文人的狂放既有反礼教的一面，又有“至慎”的一面，根源都是精神上的极度痛苦。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章从魏晋之前的“狂士”说起，引出竹林名士的“狂放”风气，也巧妙地将两者作了对比。
B．文章举孔融和嵇康之例，是为了与刘伶和阮籍形成对比，证明魏晋文人的真性情。
C．文章论证了竹林名士“狂放”的表现和原因，肯定了他们争取人生真道德的努力。
D．文章结尾引用宗白华先生的话赞扬了魏晋文人对人生真意义的追求，总结了全文。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魏晋门阀士族经济实力的增强，导致文人主体意识的增强，也进一步导致狂放成为一种时尚的社会风气。
B．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这也是他因政治上的绝望而纵酒放达的表现。
C．纵酒既是部分魏晋文人内心痛苦的表现，又进一步显现出他们的个性，可以说他们饮酒的程度与其痛苦以及个性显现的程度成正比。
D．“至慎”的表现是阮籍等人面对魏晋统治者屠杀异己而做出的自保与忍耐，其中隐含着个性的痛苦压抑。
答
1．B
【解析】
A项，范围扩大，“狂士以狂态为进谏的手段来达到与势统沟通的目的”错误。依据“在魏晋之前，历史上也不乏‘狂士’，但他们多半是以狂态为进谏的手段，达到沟通道统与势统的目的”可知，选项将“多半是以狂态为进谏的手段”改成了“以狂态为进谏的手段”，所以该项错误。
B项，正确。
C项，强加因果，“……因此他……”错误。文中写“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垒块”是“不平”的意思，并非痛苦；依据“如果留心，可以发现这些文人的个性表现在反礼教的同时很注意不因之致祸。可以设想这种“至慎”，需要多少酒精的麻醉，是以多少痛苦为代价所作出的忍耐，这对他们的个性，又是何等严酷的戕害！”可知，心中“不平”却要“至慎”“忍耐”所以才“痛苦”，才借助酒精来麻醉自己。“阮籍的狂放行为更具有反礼教的社会批判意义”同样是因为他心中的“不平”，所以“阮籍的狂放行为更具有反礼教的社会批判意义”与“他的内心极度痛苦，‘须酒浇之’”并非因果关系。该项错误。
D项，因果倒置，依据“其余的文人既不愿掉脑袋，也不肯违心地趋从统治者及其所维护的礼教。这成为魏晋文人精神上极度痛苦的根源”可知，“文人既不愿掉脑袋，也不肯违心地趋从统治者及其所维护的礼教”是“精神上的极度痛苦”的根源。该项错误。
故选B。
2．B
【解析】B项，“是为了证明‘魏晋文人的真性情’”错，依据“孔融和嵇康均以违反礼教的罪名获罪致死。其余的文人既不愿掉脑袋，也不肯违心地趋从统治者及其所维护的礼教。这成为魏晋文人精神上极度痛苦的根源……他们愈是痛苦就愈是以酒浇愁，从而愈能显示出个性。政治上的绝望，把刘伶带入醉的境界；而酒精的刺激，又使他把自己視为世界的异己，使他“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他那篇传世名文《酒德颂》，更是集中表现了他的做岸绝俗的个性精神”可知，文章举孔融和嵇康之例，是为了与刘伶和阮籍形成对比，说明魏晋文人痛苦、借酒浇愁、举止狂放的原因。
故选B。
3．A
【解析】A项，“导致‘狂放’成为一种时尚的社会风气”错，依据“到了魏晋，由于门阀士族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作为这个阶层代表的士族文人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而作为其主体意识表现的个性精神和行为也就不断膨胀。‘狂放’作为其主体意识和个性精神的表现得到社会高度认同，成为一种时尚的社会风气”可知，魏晋门阀士族经济实力的增强，导致文人主体意识的增强，而“狂放”是其主体意识和个性精神的表现，所以不能说“进一步导致‘狂放’成为一种时尚的社会风气”。
故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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