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越
“比德”是将自然山水、草木的形貌与人的某些内在品德或道德的对应关系作意象化的比附、暗喻，从而将自然人格化、精神化，人的思想、情感得以物化和对象化。这样，自然的风貌与人的气质便能相互沟通，二者在恰适融合的对流运动中彼此合为一体，从而构成了中国独有的山水文化与山水艺术。
“山水比德”始于孔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既包含了对自然美的赞赏，又包含了对仁、智的赞美，两者比附依托，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老子以水喻“道”，将“水”的品德与“道”的本质相互沟通，使二者达到了互为比德的境界。庄子专门发展了“乐山”“乐水”一面，以“与物有益”“与物为春”的态度倾心于大自然，成为后世山水画的精神原型。
人们对山水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东晋文学家左思《招隐诗》中所说的“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则已经将地理意义的“山水”指向了美学价值的“山水”。自此，人对山水的观照即转变为对自然的美感体验。“山水比德”将自然“人化”和人“对象化”，故人与自然山水通过“比德”这一中介实现了互动与相融，从而对中国山水画的立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真正独立的山水画形成于东晋，这与“山水比德”有很大的关系。魏晋倡导人文精神是以人的觉醒为标志，魏晋玄学的主要内容就在于对人格的本体建构。
唐代的张璪善画松，并以此作为人生志向的寄托。他将画中的松与人的情操有机联系在一起，其绘画作品与“道”相关联，从而达到了“比德”的目的。
由唐入梁的荆浩所作的《笔法记》是一篇充满“比德”的画论。其继承了孔子“山水比德”的思想，托物言志，以松自喻，提倡“君子之风”。这种以物托志、重人格修养的精神对后世的画论及画家的做人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绘画思想中的“比德说”迅猛发展，并且成为时尚，出现在宋代。欧阳修以“山林者之乐”比喻悠然自得的君子之风。宋人文同最善画竹，他以诗赋赞竹之“虚心”“劲节”;苏辙称竹“苍然于既寒之后……追松柏以自偶，窃仁人之所为”。
到了元代，以黄公望等为代表的文人画家标举“性情”“逸气”，倡导“适趣”“自娱”，“岁寒三友”“四君子”“五清”之类的绘画题材日益兴盛。文人画家以物寓志，寄托“比德”精神。
明清两代，对“比德”所论则更多。石涛在《苦瓜和尚画语录·资任章》中将“山”与“水”的灵性与人的精神道德相互比攀，从而将儒家的“比德”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揭示了山水的自然特征与人的审美关系，指出自然山水是艺术家的最大蒙养。
“山水比德”在“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审美观的指导下，将人的主观审美情感“移入”客观的自然对象之中，这种“移情”使自然与人达到同化与共鸣，在此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完全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了中国山水画的审美规范——造化与心源的有机统一。
“山水比德”思想对山水画的不断渗透，使山水艺术的写意性、表现性得以加强，昭示了中国山水画的综合性与独特性。
在“山水比德”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山水画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题材与画科，梅、兰、竹、菊等“四君子”形象早已成为中国文人山水画所青睐的题材，文人画家“以物托志”变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表现手法。
当然，“山水比德”作为一种审美范式，由于历史的传承、延续，对当代画家早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和创作趋向，如何发扬光大传统遗产，并使之向现当代转型，成为符合现代人审美情趣的新型艺术观念，是当代中国画家必须思考的问题。
(节选自《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15．下列对于“山水比德”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山水比德”是将自然山水、草木的形貌与人的某些内在品德或道德在恰适融合的对流运动中彼此合为一体，使自然人格化、精神化，人的思想、情感物化和对象化。
B．“山水比德”是通过“比德”这一中介，以物托志，重视人格修养，从而实现了人与自然山水的互动与相融。
C．“山水比德”中的山水是艺术家的最大蒙养，在“山”与“水”的灵性与人的精神道德相互比攀之中，“山水”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决定并影响着“比德”的生成。
D．“山水比德”思想同时受到儒家和道家的重视，他们或以水喻“仁”“智”，或以水喻“道”，从而达到“比德”的目的。
16．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将人对山水的观照转变为对自然的美感体验，是从东晋文学家开始的。这种美感体验对中国山水画的立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造化与心源有机统一的中国山水画审美规范的确立，说明“山水比德”思想对中国山水画的审美认知产生了较深的影响。
C．梅、兰、竹、菊等“四君子”形象成为中国文人山水画所青睐的题材，是因为它们是文人“以物托志”的最佳载体，便于寄托“比德”精神，其他绘画题材则不具备这种功能。
D．石涛在《苦瓜和尚画语录·资任章》中揭示了山水的自然特征与人的审美关系，从而将儒家的“比德”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17．联系全文，概括说明在“山水比德”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古代山水画的特点。
答
15．C
16．C
17．①“山水比德”思想对山水画的不断渗透，使山水艺术的写意性、表现性得以加强，画家将自己的主观审美情感“移入”可观的自然对象之中，形成了中国山水画的审美规范——造化与心源的有机统一；②中国山水画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题材与画科，梅、兰、竹、菊等“四君子”形象成为中国文人山水画所青睐的题材；③“以物托志”变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表现手法。
【解析】
【分析】
15．C项，“‘山水比德’中的山水是艺术家的最大蒙养”理解错误，依据原文“揭示了山水的自然特征与人的审美关系，指出自然山水是艺术家的最大蒙养”可知：作为艺术家的最大蒙养是“自然山水”而不是“‘山水比德’中的山水”；另外，“‘山水’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决定并影响着‘比德’的生成”理解错误，依据原文“‘山水比德’在‘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审美观的指导下，将人的主观审美情感‘移入’客观的自然对象之中，这种‘移情’使自然与人达到同化与共鸣，在此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完全合二为一”可知：决定“比德”生成的是“山水比德”思想，并且“自然与人达到同化与共鸣”，山水与人并无主次之分，也就无所谓“‘山水’始终处于支配地位”。
故选C。
16．C项，“是因为它们是文人‘以物托志’的最佳载体，便于寄托‘比德’精神，其他绘画题材则不具备这种功能”分析错误。依据原文“在‘山水比德’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山水画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题材与画科，梅、兰、竹、菊等‘四君子’形象早已成为中国文人山水画所青睐的题材”“‘岁寒三友’‘四君子’‘五清’之类的绘画题材日益兴盛。文人画家以物寓志，寄托‘比德’精神”可知：“梅、兰、竹、菊等‘四君子’形象成为中国文人山水画所青睐的题材”是因为“在‘山水比德’思想的影响下”而形成的；除了“梅、兰、竹、菊等‘四君子’”之外，“‘岁寒三友’ ‘五清’”等也可以作为文人山水画家寄托“比德”精神的最佳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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